“摘帽”与“改正”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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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反右运动起，“右派”被归为“黑五类”分子[25]。1959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决定在新中国建立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人数“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20％左右为好”[70][71]。官方数据显示，1959年到1964年间，先后有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这些人被称为“摘帽右派”[32][33][71]。但此后摘帽工作陷于停滞，直至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结束[32]。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并开始着手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71]。拨乱反正期间，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的教师编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作为社论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这两篇文章在全中国大陸取得了空前的反响，宣告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调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春，统战部、公安部、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反右运动遗留问题的处理。在烟台会议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保守派认为对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群众和干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视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平反关于右派的冤假错案；但是胡耀邦等同志认为，必须对反右中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终保守派的意见占据了上风，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了统战部上报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将其作为1978年的第11号文件转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对于错划的右派要落实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对错划右派的平反。1978年5月2日，上海市对本市尚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1471人全部摘掉了右派帽子。[72]
烟台会议后，胡耀邦继续推动对右派的全面平反，1978年5月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展开，保守派的势力受到压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右派问题的第二次会议，会议上的交锋仍然激烈，但是主张完全平反右派问题的主张最终得到支持，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因該文件編號為[1978]55号，有被簡稱為「55号文件」）的通知中指出：“对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错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改正。”相比于5个月前的请示报告，实施方案对落实右派安置政策作出了明确和细化的规定，最重要的是，实施方案指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1978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批转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统战部、公安局、劳动局、民政局关于贯彻中共中央《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单位做好改正工作。1979年，中共上海市委先后批转市委统战部等5部门《关于错划右派改正后若干具体问题处理意见》和《关于对“中右分子”审查安置等问题的批复》等文件。到1980年9月，复查改正工作基本结束，上海市共改正16,297人（1957年后，机构及人员变化很大，该数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上海市的与仍属上海市管辖的人员中的复查改正数），其中市级爱国民主人士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106人，改正104人（彭文应、陈仁炳2人未被改正）。[73]
至1981年，在全面复查的基础上，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和落实政策工作全部完成：全国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多人，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8%；此外，对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也一律给予平反[32][72]。最终，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餘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4][34][35]。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80年代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74]。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或得到升迁，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在运动结束后，除了少部分被开除出队，全部进行经济处理。从发给每月十来元基本生活费到连降几级工资，所有右派分子的家庭经济都受到重大打击。家人因被牵连无法获得安排工作，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家庭陷入长期困境。右派分子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子女在升学就业受到政治歧视，教育程度很少超过初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对错划右派分子改正时，并没有给与经济补偿或赔偿。
右派平反过程中下发的部分文件
经由11号文件和55号文件所下发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通知书。
经由55号文件所下发的改正通知书。
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撤销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处理，恢复政治名誉和工资待遇的通知书。